截至2022年，我国麋鹿种群数量已经从重引入初期的70余只增长到1万只以上。作为我国一级保护动物，从野外灭绝到重新引入，从种群复壮到放归野外，麋鹿在中国的“重生”成为濒危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要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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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南海子麋鹿苑的一片湿地中，一群麋鹿正享受着怡然闲趣。它们行动稳健，体态丰腴，有些在低头吃草，有些在水中撒欢，还有一些则卧在草地上休息。从芒种时节开始，麋鹿就会进入求偶期。每年这个时期，麋鹿苑内会上演一场“鹿王争霸赛”，成为南海子麋鹿苑的一大盛事。

麋鹿，又称“四不像”，拥有着鹿角、马头、驴尾、牛蹄，擅长游泳。

麋鹿起源于中国，它曾拥有过辉煌的历史，中国古书中不乏关于麋鹿的典故与诗句；它也一度濒临灭绝，在颠沛流离中漂泊异乡；如今，麋鹿早已返回故土，重新焕发种群生机。

近日，在第63期科学咖啡馆活动中，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主任白加德为在场观众讲述了麋鹿种群的前世今生与我国麋鹿保护的多项举措。作为我国一级保护动物，从野外灭绝到重新引入，从种群复壮到放归野外，麋鹿在中国的“重生”成为濒危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要样板。

麋鹿的历史曲折而传奇

麋鹿属鹿科，喜欢气候温和的沼泽湿地，曾广泛分布在我国长江、黄河流域的平原与沼泽地带，拥有200万至300万年的历史。

“麋鹿的角一般在冬至前后脱落，脱落的角可立而不倒。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将麋鹿作为冬狩的主要对象，成为一种“守时待岁”的仪式。”白加德说。

在商周时期，麋鹿种群数量最多，达到顶峰。传说姜子牙的坐骑就是麋鹿。

随着气候变化、栖息地减少和人为捕猎等多种因素影响，麋鹿的野生种群数量逐渐减少。

“清朝初期，我国境内最后一群麋鹿被放养在北京南苑。”白加德说，1865年, 法国传教士阿芒·大卫在北京南苑发现了麋鹿，并将麋鹿标本运至法国巴黎自然博物馆，从此，中国麋鹿名扬世界。

清朝同治年间开始，英法德等国陆续从北京南苑运走了几十只麋鹿。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北京南苑仅存的少量麋鹿遭到西方列强的劫杀。至此, 麋鹿在中国本土灭绝。

1894年至1901年，英国十一世贝福特公爵收集了散落在欧洲的18只麋鹿，饲养于乌邦寺庄园中。乌邦寺庄园环境优美，拥有草地、湖泊与丘陵，适合麋鹿生存。从此，这18只麋鹿在乌邦寺庄园中繁衍生息，它们的后代也不断扩散到世界各地。

“三步走”助力麋鹿本土“重生”

新中国成立后，让麋鹿“回家”的工作陆续启动。

白加德告诉记者，我国麋鹿种群重建与保护的工作可以总结为“三步走”战略。第一步是种群复壮，第二步是迁地保护，第三步是野外放归。

种群复壮，是指通过扩繁让麋鹿拥有足够的基础种群。

从1985年到1987年，我国从乌邦寺庄园重新引入了38只麋鹿，这38只麋鹿漂洋过海，定居于北京大兴南海子麋鹿苑。科研人员清除湿地淤泥，引入清洁水源，种植大麦草、苜蓿草等优质牧草，为麋鹿精心准备食谱。

1986年，又有39只麋鹿远渡重洋，从英国伦敦等地的动物园移居至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精心的照料使麋鹿扩繁工作进展顺利。1996年，北京南海子麋鹿苑的麋鹿数量增长了5.5倍，达到250只，江苏大丰麋鹿保护区麋鹿数量增长了9倍，达到388只。

第二步是迁地保护。所谓迁地保护，是指为了有效保护一个物种，把该物种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适合该物种栖息的地方。

白加德指出，物种栖息地的迁移，能够为哺乳类动物的基因带来微小的改变。而这些改变，将增加麋鹿的遗传多样性，提高其进化潜能、健康状况与抵御环境变化的能力。

据了解，北京南海子麋鹿苑制定了迁地保护规划, 将部分麋鹿输出至湖北石首市的长江天鹅洲湿地，当地为此建立了湖北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多年来，南海子麋鹿苑累计向外“输出”麋鹿近600只。

截至2022年，全国已相继建立了89个麋鹿迁地保护种群。

野外放归是麋鹿保护的最终目标。1993年10月起，陆续有麋鹿被送至湖北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它们成为野外放归适应训练的重要“选手”。

1998年长江发生洪灾，湖北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围栏被冲垮，34只麋鹿趁机“外逃”。

“麋鹿是游泳高手。”白加德笑着说，“逃逸的麋鹿可能感到天地开阔，有的在保护区附近的杨坡坦和三合垸安家落户，有的干脆横跨长江，从长江北游到了长江南，一路逃到了湖南的东洞庭湖。”截至2022年底，外逃群体在3个区域形成的自然种群数量均超过200只。

2018年，47只麋鹿被野放至江西鄱阳湖湿地区域，目前也已实现了野外自由繁殖。

打造野生动物保护样板

麋鹿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成员之一，保护麋鹿对生态环境的稳定与平衡具有重要意义。

截至2022年，我国麋鹿种群数量已经从重引入初期的70余只增长到1万只以上。其中，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麋鹿7000余只，湖北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麋鹿数量突破1500只。多年来，种群数量的大幅增长，帮助麋鹿保护突破遗传瓶颈，为麋鹿的生生不息建立了“基因库”。

目前，麋鹿自然种群成功诞生，其分布已接近麋鹿的历史分布区域。

同时，我国也在麋鹿生物学研究中取得了多项成果，不仅逐步形成了麋鹿饲养管理技术，还在麋鹿组织解剖及疾病防治防控方面取得突破，为进一步保护麋鹿提供了科学支撑。

2021年2月，《科学》发布了一篇名为《逆转中国麋鹿的灭绝》的文章。研究指出，中国麋鹿野生种群重建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典范。

2021年10月，麋鹿的保护成果被写入《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从本土灭绝到繁衍复壮，中国麋鹿保护取得了优异成绩，获得了广泛认可。

尽管如此，中国麋鹿种群的重建仍然面临挑战。例如，目前我国缺乏统一的保护整体规划和监测平台、麋鹿遗传多样性匮乏、野生分布点少、麋鹿保护缺少国际交流机制等。麋鹿保护仍然任重而道远，需要加强顶层设计与多方的共同配合。

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安全保卫处副处长薛丹丹表示，麋鹿是从灭绝线上“拉”回来的物种，能在原生地实现种群健康稳定发展，是一代代麋鹿守护者努力的成果，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成就。

“麋鹿在国力衰弱时灭绝，在国力强盛时复兴，其历史曲折而传奇。”白加德感慨道，麋鹿物种的成功保护，是“国家兴、麋鹿兴”的有力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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